——山东省科技厅新春科技培训精彩节录之一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2011年02月14日

编者按：二百多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听众们神情专注，记录不止。这是2月11日，山东省科技厅组织的2011年春季培训班现场。从2001年开始，春节后办班培训已成为山东省科技厅的制度性安排，至今已坚持了十一年。

两天中，四位各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就后危机时期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科技人才队伍、战略性新兴产业、互联网与云计算等选题展开论述，或思维缜密，或深入浅出，或生动活泼。省科技厅厅长翟鲁宁认为，每一位专家讲课的时间虽然只有几个小时，但其中却凝聚了他们十几年、几十年的研究和思考。她要求“每一课学习以后我们都要结合自己的工作理解、消化和吸收。”我们把这次培训的部分内容摘录发表，和读者们共享。

学术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和逻辑，但是如果都按照官本位的思维去对待，那么学术的生命力又如何产生呢？

　　只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的评价机制，使得学者急功近利和浮躁，而不是潜心于研究本身，当然也就很难有突破性的学术成果。

　　科学精神最核心的就是批判精神，没有批判，学术的生命就会窒息。

谁来写一本《知识论》？

　　四百多年前，英国哲学家培根就曾响亮地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几百年来工业化实践，对人类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到了今天，知识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更为显著。我借用一组数据加以说明：世界银行早在十多年前的一份报告就已非常清楚地说明，若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经济增长表明，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贡献不到30%，知识和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发挥了主要作用。当时知识经济还处在萌芽状态，这种观点在当时可能还只是一个学术概念。到了今天，知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没有知识就意味着与这个世界隔离。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状况和趋势，国际著名竞争力大师布鲁克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在未来经济格局中，人们最关注的将不是资本而是知识。他希望在未来一百年里，有人能够写出一本客观真实反映当代经济发展现象和规律的《知识论》。我们都知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过去一百年里对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可是今天还没有一本能够跟《资本论》相媲美的《知识论》，来系统反映知识发展规律及其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在这一方面，单一的、支离破碎的研究很多，但完整系统的理论还没有真正产生。

　　知识经济社会确实已经成为现实，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优势。目前全球有86%的研发投入、95%的研究发明专利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全球大部分跨国公司基本上都在发达国家，他们的专利和技术许可要占到98%。近几年来我国的专利申请增长也非常快，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申请专利中的发明专利所占的比例还很少，而且发明专利中的核心专利占比更少，授权的发明专利中实际上还是以外国人居多。面对这种全新的竞争格局，我们除了加速掌握更多的知识资产，别无他途。

　　美国何以领先于世界？

　　据有关资料统计，全世界科技精英总人数的40%到了美国，外国科学家占到全美科学家的20%。在集中了美国90%半导品产品的硅谷，绝大部分技术人员来自印度和中国。硅谷20万工程技术人员当中有6万人来自中国。就是这样一种局面才使得美国能够在科技领域领先于世界。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许多政治家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言论。比如，温家宝总理说，知识和科技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力量，是我们的信心和力量所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科学让位于意识形态的日子已成为过去，对美国的繁荣、安全、健康和环境而言，科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重要，正在蔓延的经济危机不能成为缩减科研投入的借口。英国前首相布朗说，经济低迷期绝不能成为放慢科学研究的借口，不允许科学变成经济箫条的牺牲品，而应该发展科学，把科学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

　　应当承认，在对待人才方面，美国确实比许多国家做的要好，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在基地组织袭击世贸中心以后，美国一位学者说，基地组织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他认为攻击了美国的核心力量，但以哈佛、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机构，作为创造性研究体系的象征才是美国繁荣的真正推动力。这句话讲得非常深刻，它反映了美国人对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认识。其实美国今天的强大，并不在于它有多强的资源转化能力，而在于它有强大的控制资源流向的能力。比如石油，为了掌握全世界最大的储量石油，它可以出兵波斯湾。有人说美国是在向海湾地区输出民主，实际上美国人自己都讲得很清楚，如果中东地区只是盛产鸟粪，美国大兵肯定不会到那里去驻扎。不仅如此，美国最核心的能力不仅在于控制这些战略物资，而在于控制人力资源的流向，通过很多政策把世界上最顶尖的人才吸引到美国去。为有源头活水来，拥有了高素质的人才，就意味着拥有了未来。

　　我国人才队伍现状如何？

　　我国的科技人才队伍数量庞大，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但存在的问题也非常明显：第一是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极度匮乏。人才是金字塔结构，它不是取决于塔基的宽度而是塔的高度。如果一个国家有更多的科学家处在跟发达国家相同或接近的高度，那就表明这个国家的技术实力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基本特点。

　　我们可以看看，从1900年到2002年,获得诺贝尔奖、鲁斯卡奖、伽德纳奖、沃尔夫奖、菲尔兹奖、图灵奖、日本国际奖、京都奖这八项国际科技大奖的497名科学家中，没有一名中国国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对科学引文索引（SCI）数据库1997年到2006年收录的论文按22个学科领域分类分析，各学科排在前250名左右（有并列排名的情况）的高被引作者，全世界共约6097人。其中，美国排在第1位，有4016人，占总数的65.9%；中国排在第19位，只有19人，仅占0.31%，而且其中15人来自香港，被认为最顶尖的科学家中国大陆仅有4人。这些数字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基本状况。

　　近几年来，从海外回国的科技人才迅速增加，这是好的现象。但我们也注意到，顶尖人才回国的不多。美国有个机构统计，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前五所大学中，排名第一位是中国的清华大学，第二位是北京大学；而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中，有92%选择留在美国工作。我们总是在呼唤人才归国，但大量优秀的人才实际上并没有回来。现在有很多人在谈美国的衰落，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是，国家最核心的竞争要素——人力资本仍在源源不断地向美国转移。一个聚集了世界最优秀人才的国家怎么可能轻言倒下？

　　第二个问题是人才培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大学生的比例已经很高了，甚至正在成为一个普及教育了。但是，根据洛桑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报告2009》提供的调查数据，中国在57个国家和地区中，合格的工程师可获得性仅排在第52位。一方面是有着这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另一方面是企业很难获得所需要的人才，这种悖论所反映的实质就是人才培养问题：学而不精，学非所用。人们通常讲学历不等于能力，可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仍然把学历放在优先位置。

　　还有一点就是企业高层次创新人才不足。教育部2007年的调查数据，即使是工程领域的博士毕业生，也只有15%毕业后选择到企业工作。这与美国正好形成对比，美国超过80%的博士生到企业去工作。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对我国博士生毕业就业去向的调查分析，68%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进入企业的博士生比例约22%，其中10%进入外资合资企业，进入大型国有企业比例7%，进入中小型企业不足5%。我在济宁的调研中看到，许多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瓶颈制约就是人才不足。人才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状况应当尽快得到改变。

　　国外如何培养人才？

　　我再介绍一下国际经验。概略地说，第一个就是增加科教投入，强化教育和科研系统的人才培养功能。比如美国，奥巴马在《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中提出，要在未来10年投入200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学生完成大学学业，改革教育系统，培养教师队伍，强化教师技能，教育下一代掌握21世纪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具有世界水平的劳动力。其实美国未来竞争力计划的核心只有两个词：教育和科技。美国把核心放在教育和科技上，与我国所强调的科教兴国是一个概念。当然，我认为美国要比我们更具体化，他们有很多具体的路径、步骤和措施，有很强的可执行性，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理念层面。

　　日本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正在寻求新的变革，突出表现为在科研体制和人才体制中引入了任期制度、引入了竞争性资金制度等，充分体现了开放、公平、竞争和择优等原则。对此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认识，这些年许多人批评中国的科研体制存在着过度竞争，这里当然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但是有适度的竞争，能够形成一种活力，我想这仍然是一种方向。另外，日本在人才培养方面非常注重构筑多元化的产学研合作模式，通过多种途径和机会培养创新人才。日本的大学结构仍然是以专业性、技能性大学为主，真正的综合性大学在日本并不多，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这些年我们搞大学合并，大量发展综合性大学，但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对合格劳动者的需求十分强烈。所以我们确实需要重新思考，培养人才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什么阻碍科技人才的成长？

　　这方面的问题很多，我简单归纳以下三点。

　　第一是学术单位行政化。这个问题早已经被提出来了，但要解决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这样一个官本位的体制对学术研究确实构成了非常大的障碍，很多学术活动不是遵循学术自身规律，而是按照官场的逻辑进行安排。比如，许多科研机构和大学在管理上仍然用行政管理的办法来套用学术管理，学术单位是官员主导而不是以学术主导，学术资源也更多地被各级官员所掌控。所有的学术机构都有行政级别，单位领导和学术职务都由行政任命。我们知道，学术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和逻辑，但是如果都按照官本位的思维去对待，那么学术的生命力又如何产生呢？中央人才规划纲要已经提出要逐步取消大学、科研机构和医院的行政级别，我们期待尽早实现，越早越好。

　　第二是人才评价短期化。我们现在对人才评价明显存在短期化倾向，突出表现在对SCI论文的过度重视。全国学术界都对SCI论文趋之若鹜，一个学者只要发表了SCI论文，就意味着“黄袍加身”，奖金、职称和各种附加利益随之而来。有的甚至把本来是完整的一篇论文拆成十篇论文分开发表，为的就是多拿奖金。但是，发表了论文，就真的对学术有贡献吗？全世界又有哪个国家是这样进行学术评价的呢？这种只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的评价机制，使得学者急功近利和浮躁，而不是潜心于研究本身，当然也就很难有突破性的学术成果。

　　第三是学术研究的科层化。行政体系当中有个科层制，这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现在学术研究中的科层化也越来越严重，突出表现在院士制度上。院士制度本来只是个荣誉制度，但现在却演化为职称制度，评上了院士就意味着学术权威。在这里，学术的价值已经不是其本身的真理性，而是一个荣誉符号。我们知道，科学精神最核心的就是批判精神，没有批判，学术的生命就会窒息。所以国际学术界一向倡导平等的对话和讨论，包括正常的学术批判，我们至今还没有建构起这种学术氛围来。

　　他们为何能够成功？

　　近年来，我国在引进和使用优秀科技人才方面有许多成功的典型案例。这里简单介绍几个。

　　第一个是中国科技大学引进潘建伟，他的研究在世界上已居于领先地位。早在2001年，中国科技大学就与其签约，但此后潘建伟两次出国交流学习，其实都是为了更好地掌握量子计算领域的学术方向。中国科技大学给予了最充分的信任和自主权，等到2009年潘建伟最终回来的时候，不仅个人学术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而且还带回来一个优秀的研究团队，很快就在本领域牢牢地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对于优秀人才要充分信任，让他有自由空间充分发挥。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正在引起许多人的关注。这个研究所成立至今只有6年的时间，但其研究水平已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可。一个北大教授说，如果说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还有一所研究机构可以跟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媲美的话，那么非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莫属。他之所以如此评价，不仅仅在于这个研究所发表了多少论文，而在于这里确实有一批一流的人才，有一个好的研究环境。所长王晓东博士在国际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已经享有很高的声誉，现在已经全职回来了。而在前5年里，王晓东博士实际上在北京工作的时间只有30%，但是这个30%的时间对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来说不可或缺，因为他有强大的感召力，有选择人才的能力，有选择正确学术方向的能力。没有王晓东，就没有这个一流的研究机构。

　　无锡市引进施正荣也是一个经典的成功案例。2000年施正荣到无锡创办尚德，当时他除了拥有几项专利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但无锡市政府仍然全力支持，组织几家国有企业入资，无中生有地把一家太阳能光伏企业发展起来了。当无锡尚德要进行海外融资的时候，这些国有企业又全面退出，目的就是为了给施正荣和尚德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成就施正荣的同时也成就了无锡光伏产业。